邱然看她。
她又说：“不要值完班就只喝咖啡。不要在办公室睡椅子。衣服可以晚一点洗，家里也不用每天都弄那么干净。”
她顿了顿，声音更轻。
“也不要一直等我电话。”
邱然没有立刻回答。
邱易抬头：“听见了吗？”
“听见了。”
邱然说，听见了。
他确实听见了。
那时候窗外的暴雨还没有停。
雨水从伊帕内马的上空的漏洞往下淌，像一场漫长而潮湿的告别。楼下有人在聊天，声音被雨水冲得很远。
她靠在他怀里，手指攥着他的衣角，很认真地叮嘱他，要认真吃饭，不要一直等她电话。
后来他听见飞机放下起落架的声音。
听见湛川九月份闷热的蝉鸣。
听见邱易在电话里抱怨方阵排练太累，晒得脖子皮肤辣辣的疼。
她说宿舍空调坏了，说食堂二楼的牛肉面难吃，说分析学的老师上课像念经，说自己忘记抢选修课，被迫选了一门给分看起来非常可疑的影视鉴赏。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轻快，琐碎，带着一种真正进入独自生活之后才会有的烦恼。
邱然都听见了。
他把“听见了”三个字执行得很好。
好到有时候刚下夜班，疲惫不堪地坐在值班室里，翻出她给他发过的语音再听时，也克制住只回放两遍。
第三遍不可以。
第三遍就太像个自怨自艾的懦夫了。
邱然也没有再等她的电话，因为她很少打来。
她只是偶尔在饭点发消息，问他吃饭了没有，吃了什么。问他有没有又只喝咖啡，今天工作忙不忙。
邱然总是过几分钟才回。
吃了。再给她发一张食物的照片。
没有。
还好。
她也很少提起两人之间的事。
他当然也不会主动问。
他们像是共同守着某种笨拙的约定，谁都不能先破坏。偶尔邱易需要什么东西，他会借着送资料、送药、送冬天的厚被子、给她的室友送点零食，去宿舍门口见她一面。
每一次都很短。
他把东西递给她，问几句课业，问宿舍住得习不习惯，问钱够不够用。
邱易说够。
他说好。
然后两个人站在宿舍门口的人流里，像一对关系亲近又有分寸的兄妹。
邱易的大学生活无疑比他的要好得多。
她参加了摄影社，又加入了话剧社的布景组；期末周会在图书馆占座到闭馆，寒假会和室友去东北的雪乡看雪，春天会在朋友圈发学校湖边开得乱七八糟的玉兰花。
她的头发慢慢长过肩膀，又剪短。个子倒没有再长，只是又瘦了些。
邱然看得见这些变化。
大部分时候是通过朋友圈。
有时候，是他站在很远的地方。
五月的湛川已经热起来。
梧桐叶子在路灯下绿得发亮，夜风里带着一点潮湿的花粉味。湛川大学东门外那条小吃街比两年前更吵，奶茶店门口排着长队，烧烤摊的油烟往上冒，学生们三三两两从校门口出来，手里拎着外卖、花束和社团活动剩下的纸袋。
邱然站在街对面的便利店门口。
黑色鸭舌帽压得很低，口罩遮住半张脸，身上是一件很普通的灰色连帽衫，和他平时在医院里的样子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
他今年刚完成硕士阶段的培养，正式留在湛川大学附属医院成为住院医师。
时间越来越稀缺，但一旦有，他便会过来看一眼邱易。
这样或许是不对的。
这只是把“等”换成了另一种更隐蔽、更难堪的形式。
邱易说过，不要一直等她电话。
他听见了。
所以他不等电话，而是等她下课。
今晚也是。
邱易在二楼的一家日料店里参加摄影社聚会。
他压低帽檐，落了几步跟在后面。